戴彦徳：散煤治理措施应优先排序

自从2013年“大气十条”发布以来，各地都逐渐出台了散煤减量替代和清洁技术推广的工作，并同时对煤改电、煤改气、清洁型煤等提出了不同数额的补贴。

“现在地方政府都是在咬牙坚持。”正受国家发改委委托，对京津冀地区散煤减量进行调研的中节能咨询公司许明超称，即使地方拿到了中央财政资金，也经常拿不出地方配套资金，来推进散煤减量替代和清洁取暖。  

资金不够，地区间就出现补贴差距大的情况，并且，今年发了补贴，明年还会不会有、有多少不确定，政策存在不连续的风险。

“大多数居民关心的是技术好不好用和价格是否便宜，比如原来烧散煤只要500元就够了，现在用电、气替代，但是要花费1500元，再好也不要。”

许明超发现，一些贫困县，即使通了天然气管道，第二年居民也会给拆掉，仍然继续烧散煤。

北京大学组织学生对河北的散煤治理进行了调研。学生们发现，调研的地方去年在推广清洁型煤，今年的政策又变成了煤改气。“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投资浪费。”

居民用户的投资只是一方面。由于一些农村地区电网、天然气管道不够完善甚至缺乏，要推动“煤改气和煤改电”，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样需要。

对散煤治理来说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底数不清。

专家们表示，每年到底消费了多少散煤，目前所有的数据都是测算出来的。

这也导致地方政府在制定散煤减量替代政策时，难以细化落实。

从事了30多年农村能源研究的李景明分析，目前农村能源中，煤炭占40%，薪柴17%，秸秆13%，电力9%， 石油7%，液化气6%，太阳能3%。

“散煤获取的渠道多，成本相对比较低，在若干年内，散煤都会是广泛使用的首选的一种能源形式。”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能院院长徐伟表示。

从目前来看，我国供暖的范围在扩大，不光是北方，现在的夏热冬冷地区也开始了；并且，供暖标准在提高，三十年前冬季室温大约16度，二十年前是18度，现在是20度的话，未来还会变化；二胎政策的放开也会让家庭取暖需求增加。不少专家推测，散煤消费量还会增加。

在专家们看来，对2+26城市来说，制约最大的问题还是投入。

在散煤消费量还会增长、替代和清洁技术难以市场化的情况下，如何建立长效并且有效的支持机制，至关重要。

“2017年，我们是可以实现散煤减量替代的一些目标，但是2018年、2019年、2020年以及以后，能不能保持下去呢？”李景明认为，应该分步走，并且寻找多元化的解决办法。

《2017中国散煤治理调研报告》认为，到2020年，中国散煤消费有能力减少2亿吨以上，其中减量1.1亿吨，替代0.7亿吨，清洁利用0.2亿吨。但如何实现是个问题。

“现在各种散煤替代技术非常多，节能、低排放设备也非常多，政府很盲目，到处调研考察，未必能选得准，市场又鱼龙混杂，就怕花钱了没用。”河南省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钱发军表示，地方上也非常困惑。

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博士后单明认为，农村基本都是散户在燃烧散煤，散户只能在燃烧端控制，有的炉具燃烧煤炭的排放和天然气的排放差不多，但是这种炉具价格比较贵。

“前几年，河北省曾经推广过低排放的炉具，价格从700元到1500元左右，但是这种炉具的技术不到位，性能也没有那么好，不能做到低排放。”单明表示，如果应用了高技术标准的炉具，可以大大降低PM2.5等污染物的排放。

建筑节能工作对建筑供暖贡献率非常大。徐伟院长介绍，北京在基本供热能力没有增加的情况下，供热面积大概增加了40%到50%，就是由于需求降下来了。

然而，农村房屋并没有执行建筑节能标准。“在规划上，建多少批多少。至于房子如何建，没有强制性的节能规定。”

“如果将农村建筑进行简单的改善门窗和墙体保温改造，可以将能耗降低一半，如果再继续改善，可以将能耗降低70%到80%，这对煤控的贡献非常大，但这一点往往被忽视。

徐伟认为，要做这种改造，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和适度补贴，因为绝大多数农村没有财力做这个改造。

戴彦徳所长认为，所有治理散煤措施应该排出优先顺序，提高能效是第一能源。